央视网消息：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党的奋斗目标。对于人民来说，美好生活不是一个抽象概念，而是一件件具体的事情，一个个具体的愿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就是要满足人民在就业、收入、教育、医疗、住房、养老，以及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各方面一个个具体的需求和向往，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

　　民生工作离老百姓最近，同老百姓生活最密切。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政治立场，推动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结合实际解决好与群众利益息息相关的问题，让群众感受到全面从严治党就在身边、纪检监察就在身边、正风反腐就在身边。

　　农民工群体是一支新型劳动大军，一头连着城市，一头连着农村，务工收入是许多家庭的收入大头，也是他们脱贫致富的重要支撑。截至2019年，我国有2.9亿农民工，其中约1.7亿需要离家务工。农民工工资能否及时支付、合法权益能否得到充分保障，关乎千家万户民生福祉，关乎社会大局和谐稳定，关乎如期实现全面小康。

　　2018年，浙江省玉环市纪委监委查处了一起严重侵害农民工权益的典型案件。案件的缘起，是在2016年8月，一名农民工来到当地纪委，对原玉环县城区劳动保障所所长吴福康进行实名举报。这名农民工说，他因为受了工伤，通过劳动保障所和企业进行仲裁调解，整个调解过程吴福康没有安排他和企业见过面，工伤赔偿款也是吴福康转交的，调解协议书上写着45000元，但实际给他的只有37000元，中间相差8000元，吴福康解释说是纸面上多写点给企业抵税用，但他认为是被吴福康贪污截留了。纪委迅速对这一线索展开核查。

　　孙婉琴（浙江省玉环市纪委监委工作人员）：跑到企业了解，企业跟吴福康讲的其实就是一样的，他说是抵税用的。

　　之所以出现这一情况，其实是因为这名农民工在举报前曾经到劳动保障所理论，惊动了吴福康，他私下把8000元还给了企业并和企业统一口径，双方一口咬定只赔了37000元。吴福康心里清楚，自己做过的事一旦暴露，后果严重，因此想方设法掩盖真相，对抗调查。

　　吴福康（原玉环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城区劳动保障所所长）：这两年时间，31个案件里面我赚了钱。企业赔了多少钱，我确实没告诉工人，我确实有隐瞒。

　　虽然调查一上来就遇到了障碍，但调查组注意到，吴福康在进行调解时多处违反了工作规定程序，感到事情应该没那么简单。

　　孙婉琴：赔偿书跟实际收款不一致的，这些都不符合规定的。民工的当事人和企业主不在当场调解，调解过程当中全部是吴福康一人，也不符合两个人以上参与调解的规定。

　　吴福康是否存在贪污受贿行为，调查组感到不能就此止步。玉环作为全国县域经济排名前列的工业强县，不到400平方公里的土地面积上有一万多家工业企业，务工人员尤其是外来农民工权益保护，是这座城市必须解决好的重点问题，对涉及侵害他们权益的问题线索不能轻易放过。调查组调取了吴福康近几年经办的几百起工伤和职业病仲裁调解案卷，逐一联系涉及的企业、工人，对赔偿金额进行核查。

　　梁国栋（浙江省玉环市纪委监委工作人员）：逐一电话（联系），确认有几起中间金额存在着更大的差距。我们也铁定这里面肯定存在着问题。

　　这些务工人员大部分来自全国四面八方，流动性很大，有些又去了别的城市务工，有些已经回了老家，为此，调查组远赴安徽、湖北、江西等六七个省份寻访相关务工人员，历时一年多，找到了多名当事人，获得了吴福康贪污截留的扎实证据。

　　梁国栋：我记得当时我们到江西去取证，有一人叫郑通楼，取证的时候他是二级尘肺，奄奄一息了，我们取证结束没过多久，他就过世了。工伤仲裁15万元，拿到手只有9万多元。

　　2018年，54岁的郑通楼因尘肺病去世。他和妻子孙巧枝是2001年离开江西农村老家去玉环打工的，希望多挣些钱，给女儿更好的生活环境和教育条件。郑通楼在一家汽车配件厂打工，他所在的工序粉尘严重，早年间企业又没有任何防护措施。到2014年，郑通楼病情越来越重，经鉴定为尘肺病三期，已构成二级伤残。

　　孙巧枝（郑通楼妻子）：吃饭睡觉都戴着呼吸机。谈到赔偿的事情，那个厂里面还是不肯赔。虽然说我们在那里待了十几年了，公司后来理都不理，进都不让我们进去了。

　　治病很快花光了所有积蓄，还欠下了债，女儿那时上初三，因为家里实在困难也辍学回家了。

　　孙巧枝：不给钱我们也没有办法，老公在那边戴一个呼吸机那样等下去也不是个事，后来我们请了一个律师在那里搞，律师给我们搞一点钱回来。

　　律师告诉他们，劳动保障所所长吴福康会帮他们找企业仲裁调解。过了段时间，律师通知他们去领赔偿金，调解书和发票都写着15万元，给的现金却只有10万元，律师也是说相差部分是抵税用的，夫妻俩按约定给了律师10%代理费，拿到手的只有9万元。调查组联系了相关企业询问，企业表示交给吴福康的赔偿金确实是15万元，贪污截留事实得到了确证。

　　孙巧枝：其实少了5万块钱，这个我们自己心里也有数，我也没有告他或者怎么样，我老公他那个人也是一个老实人，他人病得那个样子，一直在说不是他帮我们要，我们还要不过来，他是这个意思。

　　调查组找到的不少务工人员，都经历了类似的辛酸。他们几乎都是收入低、生活贫困的社会群体，为了挣钱养家，不辞辛苦，在高风险环境下长期作业；当他们遭遇工伤，相关企业却推卸责任的时候，他们又面临着失业、治疗等重重生存压力，急需经济补偿。这种时候，劳动保障部门成了伤残工人和家人的希望，面对弱势群体的殷切期盼，本应为工人们雪中送炭，但吴福康却反而雪上加霜，从工人们的救命钱里吃差价。而且，吴福康并不是每个案子都敢截留，而是专门挑选家在外地、看起来为人朴实、不会质疑自己的务工人员下手。这样的行为，严重啃噬群众的获得感，侵蚀党执政的政治基础。当听了一个个务工人员讲述他们曾经遭遇的困境，调查组下定决心要还他们一个公道。

　　梁国栋：每个工人的诉苦，对我来说感触很深。他们受伤以后谋生手段可能也会受很大的影响，赔偿金额对他们来说很重要，一定要追到底，把这个赃款追到手返回给这些工伤人士。

　　调查组还注意到，不少务工人员都提到在他们和吴福康之间还有一个角色，就是代理律师。在吴福康调解的案件中有两个律师的名字频繁出现，一个叫雷继策，一个叫黄斗荣。调查表明，这两人其实既没有律师证，也没有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执业证，发现帮务工人员维权是条挣钱的路子，他们就经常守在医院门口打着律师的旗号招揽生意，实质上只是中间代理人，每一单收取赔偿款10%到20%的代理费。他们和吴福康相互串通，共同牟利。

　　梁国栋：我们在查办吴福康案件的过程中间发现了一个蛛丝马迹，就是说蛮多工伤方留下的号码居然就是这个野律师的号码。野律师能够充当吴福康的说客，如果（务工人员）一旦有疑义或者要问厂方什么之类的，他用野律师对他进行安抚跟劝解。

　　由于两人都不是真律师，帮工人要赔偿主要是依靠吴福康去和企业仲裁调解。他们因此经常给吴福康送超市卡、烟酒茶叶等礼品，和他搞好关系。

　　雷继策（涉案人员）：没有证的话做这一行的话必须要认识当官的人，他是劳动所所长，不管什么事，像这个案件给他他就会处理掉。里面肯定有一个差价，这个很明白，抵税抵什么税。

　　对两人的调查证明，两人对吴福康截留赔偿款早就心知肚明，反而在务工人员面前为吴福康“抵税”的说法背书。吴福康也需要这样的人从中沟通配合，打消务工人员的疑问。赔偿款下来了，两人能拿到代理费，吴福康能从中截留，双方都得利。

　　吴福康（原玉环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城区劳动保障所所长）：他要求10万（元），我跟企业谈了15万（元）。我当时就在想，我这个就好像做生意一样，他们要求多少钱，我达到他们的要求，我就在这其中赚取差额，赚了一点点意思意思。

　　吴福康身为公职人员，却把职责做成了生意，对待务工人员和厂方，他各有一套生意经。在务工人员这边，吴福康尽量压低他们的期待，说服他们以较低的金额接受调解。而在厂方那边，吴福康则把赔偿金往高里谈。用这样的模式，他从31个务工人员的工伤赔偿款中共计截留了29万多元。

　　梁国栋：作为公职人员，吴福康有这样的行为，性质其实比较恶劣。我们留置的时候很多人得知这个事情都拍手称好。能够获得企业方跟工伤人员多方的认同也是我们执法执纪者最终想达到的心愿吧。

　　2019年，浙江省玉环市人民法院对此案公开宣判，不少务工人员专程赶来旁听。吴福康因贪污罪、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四个月，并处罚金40万元，同时追缴款项32.54万元。追回的赔偿金，被一一送到了当事人手中。

　　孙巧枝：那个钱去年给我们打过来了，5万块钱。谢谢纪委帮我们找过来，不是纪委帮我们找过来，我们这个钱肯定就拿不到了。

　　这个案件虽然发生在经济发达的浙江玉环，但受到伤害的多是来自贫困地区的务工人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必须关注一线职工、农民工、困难职工等群体，让他们的合法权益得到充分保障，让每一个劳动者活得更有尊严，实现体面劳动、全面发展。玉环市纪委监委督促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切实整改，规范调解程序，强化对干部的监督和对企业的监管，最大限度保护务工人员权益。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成色如何，很大程度上要看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提升。黑恶势力是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毒瘤，严重危害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党的十九大后，党中央决定开展为期三年的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既要打掉为祸民间的黑恶势力，更要清除背后庇护他们的“保护伞”，切实提高人民的安全感。

　　纪检监察机关坚决贯彻党中央的决策部署，与政法机关紧密协作，形成攻坚合力。自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以来，截至2020年11月底，全国共查处涉黑涉恶腐败和“保护伞”问题81366个，立案处理党员干部和公职人员97802人。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督办了一批重大典型涉黑涉恶腐败和“保护伞”案件，公开通报曝光，形成强大震慑。其中，引发舆论强烈关注的孙小果案就是一个典型案件。

　　2019年3月，一个叫孙小果的人因故意伤害案被昆明市官渡区人民法院决定逮捕，他和同伙在一家KTV打架斗殴，踢爆了对方的膀胱，将对方打成二级重伤。公安机关调查发现，孙小果注册有多家公司，经营多家酒吧夜店，是昆明夜场上有名的“大哥”，貌似合法的公司外衣背后实质是一个涉黑涉恶团伙，做着诸多违法犯罪勾当，开设赌场、放高利贷、非法拘禁、故意伤害，不一而足。孙小果这个名字一经公布，顿时引起轰动。许多昆明人都有印象，20多年前就有个孙小果，犯下多起性质恶劣的大案，当年已经被判处死刑。这是不是同一个孙小果呢？

　　蒋彪（云南省昆明市公安局刑事犯罪侦查支队一级警长）：应该是死刑已经执行的，怎么他没死啊？有这样一个概念，诧异，非常诧异。

　　这个孙小果正是20年前的那个孙小果。他是如何离奇“复活”的，是否涉及公职人员违纪违法？政法机关对孙小果涉黑涉恶团伙犯罪展开调查的同时，纪检监察机关也成立专案组与政法机关协同办案，深挖背后的“保护伞”和涉黑涉恶腐败问题，对涉及的一百多名公职人员进行了审查调查，最终给予党纪政务处分60人，组织处理50人，谈话提醒22人，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19人，查清了这一案件中存在的公职人员徇私枉法行为。

　　张雪贫（云南省纪委监委工作人员）：中间只要有一个人是严格执法，他的这个事情就走不下去，每一个人都松这么一个小口子，最后就撕开了一个大口子。

　　梳理孙小果案跨越20年的过程，他第一次犯罪是在1994年，当时在昆明市环城南路，他和另外四名男子光天化日之下将两名女青年强行拉上车，开到郊区实施轮奸。当时孙小果不是主犯且未满18岁，被判处三年有期徒刑。然而到了1997年，本应在监狱服刑的孙小果离奇地出现在了社会上，再次强奸4名未成年女性，其中1人是未满14岁的幼女。他还非法拘禁并虐待侮辱两名女性，手段极其残忍，伤情惨不忍睹。他的恶行当时引发公众强烈愤慨，经调查，发现是孙小果的母亲孙鹤予和继父李桥忠，在1995年找关系非法为孙小果办理了取保候审，随后又非法为其办理了保外就医。

　　陈浩（云南省纪委监委工作人员）：孙小果的母亲对孙小果，这种爱是一种无原则的，给他搞了一个假的病历就做了一个保外就医，第一次就让他逃避了处罚。一天牢也没坐那次。

　　孙小果母亲孙鹤予，原名孙学梅，早先是昆明市公安局官渡分局民警，继父李桥忠当时是五华分局副局长。1998年，二人就因包庇孙小果1994年所犯强奸案被查处，孙鹤予被开除公职并以包庇罪判处有期徒刑5年；李桥忠受到留党察看两年和撤职处分；给孙小果违规办理取保候审的两名警察也被以渎职罪追究了刑事责任。孙小果也因1997年再次犯下多桩重案，于1998年2月被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公众都以为事情到这里就终结了，没想到20年后类似情节再次上演，而且这次更匪夷所思，是“死而复生”。彻查并公布孙小果案的真相，关乎社会对法治公平正义的信心。

　　陈浩：司法是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为什么孙小果这个案子影响震动这么大，真是触碰到了普通老百姓的一个心里的底线了。

　　调查发现，孙小果1998年一审被判处死刑之后，先后经历了两次改判。第一次是1999年，孙小果被判处死刑后上诉，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经二审，改判为死刑缓期两年执行。经调查，这次二审改判在事实认定和适用法律上存在错误，但并未发现徇私枉法情节。改判死缓后，孙小果被投入云南省第一监狱，按照法律，死刑缓期两年期间没有新的犯罪，则转为无期徒刑。如果孙小果就此依法服刑，也不可能再为祸社会，然而，2003年他的母亲孙鹤予刑满释放后，又一门心思要从监狱里捞人。

　　孙鹤予（孙小果母亲）：很矛盾，也很恨他，你说不疼他吧也不可能，总是想让他（受处罚）能够轻一点，有溺爱在里面，这是我的问题。你说做这个母亲做得失败不？很失败，真的，很失败。 

　　孙鹤予当时已被开除公职，但李桥忠仕途又有了起色，在五华区城管局担任局长。孙鹤予于是和李桥忠提出让他再去找关系，李桥忠也就一口答应。

　　李桥忠（孙小果继父）：他是他妈生的，他妈是我的老婆，作为他的继父，他妈提出来这个东西，肯定是找熟人，更好说话，更好通融。

　　调查发现，正是李桥忠和孙鹤予的多方运作，致使2007年9月，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对孙小果案启动再审，并最终由死缓改判孙小果有期徒刑二十年。这一再审改判显然极不正常。

　　陈浩：按照法律的规定要有新的证据、新的事实各方面才能启动再审，这个案件其实是没有，不符合这个条件的。

　　调查组循着这次再审的流程，逐一对照每一个关口的权限和职责，由此锁定了每一关的责任人，并发现多个环节都有公职人员严重徇私枉法。

　　田波（时任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立案庭庭长）：处理我，我都接受。因为这个案子最后给社会造成的影响，真的太坏了，真的太坏了。判决拿到那一天我掉眼泪了，做了一辈子的法官，最后成了罪犯。

　　田波，时任立案庭庭长。立案关是再审的第一关，正是田波开了这第一个口子。孙小果的继父李桥忠曾经在部队服役，他打听到田波也曾经在同一个部队当过兵，就辗转托战友约田波吃饭。

　　张雪贫（云南省纪委监委工作人员）：两次，每次5万块钱，给田波送过10万块钱，那田波在这个过程中，就想方设法为李桥忠出主意想办法。

　　田波：对我的战友也好，对李桥忠也好，不去怨恨别人，怨恨自己。心理学上有一句话说得很好，你心里面有这个钩子别人才能够挂东西，如果没有这个钩子，别人挂不上这个东西，也是自己没把握好自己吧。

　　立案关之后是审判关，李桥忠夫妇自然接下来就把审判监督庭庭长梁子安作为重点公关的对象，向他行贿十余万元。

　　梁子安（时任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监督庭庭长）：改这个案子的时候，实际上我当时也知道这是不对的，交给你的就是一个关口，你把不住这个关口，后面这个是有经验教训的。

　　当时梁子安明知这个案子不该改，但面子上又抹不开，他于是告诉李桥忠夫妇，这事难度大，建议他们再找找院领导。时任云南省高院院长是赵仕杰，虽然李桥忠不认识赵仕杰，但却绕着弯子，找到了能和赵仕杰说上话的人。

　　刘天鸣（时任西双版纳州检察院党组成员 副检察长 专案组成员）：李桥忠这个人很掌握中国社会的潜规则，这个事情放在他那儿，尽管他官不大，但是他通过绕，我认识你，你认识他，他认识他，他认识他，最后绕到那儿，这是决策者，行了。那个年代就吃饭，吃吃吃一路吃过去，吃完了，好，再集中火力，再送点东西，找到了能办事也能办成事的人。

　　调查发现，李桥忠通过不止一个人和赵仕杰打了招呼，其中之一是时任云南省长秦光荣的秘书袁鹏，李桥忠辗转通过一个私人老板结识了袁鹏，送了3万元，袁鹏接受请托给赵仕杰打了个电话。

　　张雪贫：袁鹏是省里面主要领导的秘书，当时李桥忠告诉孙鹤予说，他是当秘书的，他背后的人官有多大，他的权力就有多大，对方接到电话那考虑的肯定是这个人，这个事情是你跟我提的，还是你背后的人跟我提的。

　　这些绕着圈子打的招呼起到了作用，赵仕杰找到时任审判监督庭庭长梁子安提了这个案子，大意是如果能动就动一动。

　　梁子安：他这个人，他不会很那个的，他一般就是他意思表露了就拉倒了。我当时只要表态我保留意见，不那个的话，也行。但是毕竟没有那个。我说我就是，第一句话是盲从领导，第二句话，我是丧失原则。

　　调查发现，孙小果案再审历时一年，进行了三次审委会讨论，之所以反复讨论，正是因为不少审委会成员都认为，这个案子事实证据没有错误，不该改判。这间庄严的审委会会议厅，每个人只要走进这里，就应当摒除一切外界影响，只仰望至高无上的法律。遗憾的是，少数人最终将人情关系和领导意愿带进了属于法律的空间，并凌驾在了法律之上。

　　梁子安：最后一次合议，表态就这样的，事实不动了，就把刑期改了，这个案子谁都不敢动事实。

　　就这样，孙小果完成了“复活”的重要一步，刑期变成了有期徒刑20年。调查发现，李桥忠夫妇同时又在监狱系统活动，操作违规减刑，时任云南省监狱管理局政委罗正云和李桥忠既是老乡又是战友，于是不顾原则答应给他帮忙。

　　罗正云（时任云南省监狱管理局政委）：1983年到1997年的时候他是在部队工作，是和我在一个部队，和我是上下级关系，又是战友。

　　罗正云把时任云南省第一监狱政委刘思源叫来和李桥忠一起吃饭，嘴上说在原则范围内关照，下属也就心领神会。

　　刘思源（时任云南省第一监狱政委）：罗正云一句话，我们肯定是要买账的。跟分管的副监狱长说，反正领导既然说了关照，你们关照好就行了。

　　调查组调取孙小果服刑期间的记录查证，发现多名监狱管理人员在领导授意下违纪违规，给予孙小果不正常的特殊待遇，孙小果每个月考核都是满分，连续七年被评为劳动改造积极分子，接连获得减刑。尤其荒唐的是，孙小果还号称在监狱里发明了一个“联动锁紧式防盗窨井盖”，向国家知识产权局申请后获得了实用新型专利，第一监狱据此认定孙小果“重大立功”再次报请减刑。

　　刘思源：减不减，法官把关去，减不减我就不管你了，该关照关照，我也报了反正。

　　调查表明，井盖设计图纸其实是孙鹤予托人从外面带进去的，当时云南省第一监狱有机械加工车间，从技术到材料都有便利条件，在一些监狱干警帮助下，同监其他懂技术的犯人制作出了模型。孙小果的设计陈述材料经鉴定都不是本人笔迹，是同监犯人代写的。孙小果面对诸多证据，仍一口咬定井盖是自己发明，但谎言被调查组当场揭穿。

　　刘天鸣（时任西双版纳州检察院党组成员 副检察长 专案组成员）：我们审讯他的时候，我就问他，他到死都说这个东西是他发明的，不假。我说行，那现在来来来，我给你纸给你笔，还需要什么样的制图工具，你要实在画不出来，我把原图给你照着画，照着画他都画不出来。很尴尬，就沉默，就不说话，耍赖赖不掉，那不吭气就完了。

　　经调查核实，孙小果在云南省第一监狱总共减刑3次，2009年1月转监到云南省第二监狱，在二监又减刑两次，于2010年4月出狱，实际服刑时间只有12年5个月。之所以中间要由第一监狱转到第二监狱，是因为违规减刑遇到了阻力。

　　罗正云（时任云南省监狱管理局政委）：2008年李桥忠给我打过一个电话，说孙小果在一监减刑未能得到通过，他说主要是一监的一个纪委书记叫何绍平持不同意见，而且态度非常坚决，你能不能跟他说一下。

　　调查组调取当年的减刑会议记录，记录显示时任第一监狱纪委书记何绍平在多次会议上都提出反对意见，认为孙小果的减刑不符合规定。何绍平也还清晰地记得，罗正云为此专门打来了电话。

　　何绍平（时任云南省第一监狱纪委书记）：他说孙小果减刑你怎么不同意，我说不是我不同意减，他这个是不符合规定。他说你们这个规定太多了。我说不是我们的规定多，我说这个是司法部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的规定。

　　虽然领导打了电话过问，但下一次会议上，何绍平仍然不同意。

　　何绍平：我还是坚持不同意，我不图什么，我必须要依法，你领导认为我不行，你给我换了就算了，没事。当时我的身份是纪委书记，纪委书记就有这个职责，对这个事情进行监督。

　　正是因为何绍平的反对，罗正云等人只好将孙小果转到第二监狱，绕过何绍平继续操作。如果多一些人能够像何绍平一样坚持原则，孙小果也不可能“复活”，但遗憾的是，许多人选择了另一个错误的答案。

　　陈浩：大家都觉得，我这里通融一下，卖个面子给个人情，应该没什么问题，后面还有人会来把关，我只是它当中的一个环节，不重要，都是这种想法，最终导致这个事情就办成了。

　　网友们都在问：孙小果家究竟有多大的权力，能办成这么多事情？调查人员起初其实也有同样的疑惑，当一路查下来，发现孙家最大的官员只是继父这个区城管局长，却成功打通了层层关节，堪称拍案惊奇。而且，虽然不少人收受了孙家的钱物，但他们都表示其实主要不是图财，更多的是因为“朋友圈”“战友圈”的熟人请托，看的是人情和面子。看似匪夷所思的背后，其实深刻地反映了那个时代社会风气的积弊。

　　孙鹤予：我老公说为什么他要去办这个事情？实际上是能力的体现。我觉得他说这个话是真实的。他也乐意帮朋友的忙，所以他找朋友办事，那也是非常顺当。我老公他，唉，实际上真的挺对不起他的，把他害了。

　　2019年12月23日，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对孙小果案经再审依法公开宣判，对之前两次改判依法予以撤销，维持1998年一审的死刑判决，并和他出狱后犯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等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二十五年的终审判决合并，决定对孙小果执行死刑。2020年2月20日，孙小果被执行死刑。纪检监察机关将涉嫌违法犯罪的公职人员移交司法审理，2019年12月15日，19名涉孙小果案公职人员和重要关系人职务犯罪案公开宣判，19人分别被判处两年至二十年不等有期徒刑。他们当中不少人过去都身在司法、执法部门，如今却因违法受到制裁，留下沉重的警示。

　　陈浩：公职人员对手中的权力、对国家的法律要有一种敬畏之心。一次不公正的审判，污染的是水源，社会的影响会更大。

　　公正的法治环境，既是全面小康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制度保障，必须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案件中都能感受到公平正义，才能给人民以踏实的安全感。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就是要聚焦人民群众最关切的问题，解决好他们的操心事、烦心事、揪心事。

　　按照党中央关于“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有关部署，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牵头，会同15个中央国家机关部门，聚焦教育、医疗、环境保护、食品药品安全等民生领域侵害群众利益问题，聚焦发生在群众身边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开展漠视侵害群众利益问题专项整治，共受理群众信访举报7.21万件，查处民生领域侵害群众利益问题9.8万起，处理13.01万人。

　　深圳这座城市，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缩影。自改革开放之初党中央提出小康社会的战略构想至今，贯穿始终的，是为人民谋幸福的初心。四十年来，深圳从一个小渔村到大都市，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提高，教育、医疗、住房等实现翻天覆地的变化，成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一个样板。发展也会不断伴随新问题，必须去关注和解决。民营医疗领域存在的一些乱象，就是一个改革发展中出现的问题。